再别日本

一月二十三日，我因为工作只身一人从青岛去日本东京。这是我第二次去日本，是一九九七年九月阔别日本后，首次再踏日本土地。这次也是我一个人，但全然没有去年在西班牙的忐忑不安感觉。下了飞机后，我决定坐电车去东京。“JR”（日本国铁）线电车很快来了，提着行李箱就上了开往久里浜的电车，因为我第一次做电车去东京，不知道自己坐的对不对，心里多少有些不安，车厢里人很少，但有群从国内来的中国人，在旁若无人的叽里哇啦。心想，只要有大群中国人，肯定不会错。
电车在我熟悉的节奏中，向前行驶着，我的思绪漫无边际飘扬。整洁的街道从车窗外掠过，车厢里没有国内常见的吵杂声，乘客要么看报刊杂志，要么闭目养神，不能不令人感慨。我对日本的感情是比较复杂的，国人中恨日本的人多于喜欢日本的，而我对日本即喜欢又讨厌。我喜欢的是日本人善于学习、敢于正视自己，这也是日本近一百年来能占据世界强国一席之地的原因。世界上很多国家衰落之后，很难振兴起来，只有两个国家作到了，一个是德国，另一个就是日本。另一方面，我讨厌的是日本人尊敬强者轻视弱者，通俗地讲，欺软怕硬。中日关系将是中国人永恒的话题。
电车行驶了两个小时，抵达东京车站。我准备转乘有乐线地铁去后乐宾馆，事先已经委托驻日大使馆的朋友预定了房间。蒙胧中，我上了快车，一站到了新宿，只好将错旧错。因为政府在新宿京王饭店搞城市推介活动，再说我对新宿十分熟悉，临时改变主意，打算随便找个酒店住下，对接下来的活动方便。于是，我在新宿车站下了车，车站里人来人往，川流不息，这一切，我是那么的熟悉。本来想走西口，但转了半天，从南口出来了。新宿西口是东京都厅所在地，十分繁华，但比东口逊色得多，主要是电器店多，尤其照相机店多。我的佳能相机就是在西口“瑶道巴西”相机店买的。虽然已经夜里二十一点多，但西口仍然灯火辉煌，与八年前没有什两样。
天空已经完全黑下来，下着小雨。这和我第一次到东京的天气一样。八年前的留学生活历历在目。当年是日本朋友岩雄先生到机场接的我，乘高速火车到了东京，转乘电车到东长崎车站。我们俩一人拖一个箱子，冒雨到了我的住处。今天我一个人仍然冒雨拖着一个箱子，顺着马路走，我想看见饭店就进去。但一路上就没有发现饭店，于是我只好顺着路再往前走。我知道，华盛顿酒店就在前面，实在找不到，只好住华盛顿酒店了，虽然超标准。大约走出去十几分钟，还没有到华盛顿酒店，我怀疑走错了路，心里不踏实，于是我向一个走路的日本人问路，他说就在前面。又往前走了四、五分钟，。那个日本人往右首一指，告诉我到了，还把我领到了酒店深处的入口，告诉我总台在三楼。办完手续，已经十点多了，我决定去吃饭。
出了酒店，准备找家小饭店吃饭。小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。在一座写字楼下，有一个“樱花水产饭店”。于是我决定进去看看。有一对年轻人相拥着走上来，我想这个饭店可能适合我。这是个地下室酒店，里面热气腾腾，用餐的人仍然很多，都是一些“二次会”、“三次会”的人。日本人喜欢一晚上吃两次、三次饭，日语叫“一次会”、“二次会”、“三次会”。我靠门口坐下来，点了一份定食，定食就是套餐。这是我十分喜欢的一种就餐形式。与八年前比，便宜了许多，记得以前一份是一千日元，现在只有七百多日元。看来日本的物价下跌了不少，服务员都是中国的留学生。解决了饥饿问题，思维又活跃起来。实际上，我一踏上日本国土目睹发达的交通、丰富而科技含量高的商品、彬彬有礼的日本人，更多的是反思，日本为什么在这一百年时间里成为世界强国。这一点康有为思考过，章太炎去研究过，鲁迅在日本弃医从文也是受到日本崛起的启发。虽然在人类历史长河中，日本的崛起的历史和中国的衰落历史毕竟都是短暂的，但日本是战败之后迅速振兴起来的国家，谁知道它还要强盛多少年呢！而我们衰落后再也没有振兴起来，日本的成功值得我们去借鉴。后来，我一个人又去这个店吃了三次饭。
第二天中午，新闻发布会一结束，我见没有什么事情了。我赶紧奔车站，决定利用下午时间去庆应大学三田校园看看，那是我八年前留学的地方。再次坐上绿灰色相间的山手线电车。在三田车站下了车，顺着当年上学的路，去庆应大学。马路仍然窄窄的，两侧店铺林立，路上都是学生模样的人，没有什么变化。快到大学校门的时候，路的右侧多出个“刀削面”餐馆，这绝对是当年没有的，整个店面是黑地红字，十分醒目。我想，如果是黄地红字也许更符合刀削面的特点。进了校园，依旧如此。我在院子里伫立许久，清楚的记得，九六年入学后的一天下午，身着校服的男生举着校旗排练，口号声气吞山河，颇有武士道精神。我感慨很深，这样的民族太可怕了。若不是夹杂着几个穿超短裙的女生跳起热舞，我还真以为战争开始了。后来，我才知道是庆应大学的啦啦队为一年一度的“庆早战”（庆应大学和早稻田大学的校际棒球比赛）热身。在庆应大学的一年里，这个校园给我留下了众多的回忆。
我个人认为，庆应大学是日本民族崛起的里程碑，日本近代思想就起源这里，当然军国主义也起源这里。这里出了很多日本首相，小泉纯一郎和桥本龙太郎等就毕业于庆应大学。校园里还保留着鹿鸣馆、图书馆等德国式建筑，圆形花坛里的几棵百年银杏树依然挺立，周围的椅子座满了课间休息的学生。拍摄几张照片，然后从当年上课的教学楼穿过，去后面的小卖店。在小卖店买了庆应大学校歌CD、领带和印有庆应标记的杯子。这些都是我当年觉得贵没有买。这些纪念品都有庆应大学的校徽——两支交叉的钢笔尖。出了小卖店，来到庆应大学老图书馆。这是一座德国式建筑，门前伫立着福泽谕吉的半身铜像。来庆应大学不能不瞻仰使日本走上富强的思想启蒙者。庆应大学的校训“笔比剑厉害”就出自大学创始人自福泽谕吉之口。我请路人为我在图书馆前拍了一张照片。然后匆匆离开了校园，赶往下个地点-----池袋的东长崎，当年住过的地方。
从三田到池袋乘电车需要四十分钟时间，由山手线在池袋倒西武线时，我不知道到哪个站台坐车了。因为比当年多了一个站台。我问车站工作人员。他指示我坐开往所泽的电车。东长崎车站还是老样子，没有变化。我第一次往中国打电话时的灰色公用磁卡电话仍然呆在墙角。
出了车站就是东长崎的商业街“银座”，街道两侧仍然挂满广告式的彩旗，街道整洁，当年的肉店和菜店还在，胖老板仍然在展示他精细的刀功，我从他面前走过，他抬头望了望，显然他已经不记得我，我常光顾的杂货店已经改为弹子房了。来到当年的住所，一切依然如故，周围的环境几乎没有任何变化。我当年住过的房子在二楼，从院子望去，似乎有人住，阳台上凉着男士衣服。院子里静悄悄的，见不到一个人，我在那里前后左右好一顿拍摄。东京就是这样子，十年之后去也是这样子，城市经过高速发展后，速度明显减缓，街道变化不大，仿佛城市处于静止状态，整个日本，除了小泉还活着，其他都死了一样，也许正因为这种”死”更可怕。
走出院子，时间已经是下午两点多，应该吃点饭了。于是我来到附近的烤鳗鱼店。饭店是一对老夫妻开的，这是我在日本吃第一顿饭的地方。鳗鱼米饭让我体味到了日餐的好吃。饭店依旧，刻在木板上的店名十分熟悉，但门上挂着“休业中”的牌子。饭店没有营业，不知道两位老人还健在否。